关露是一位兼具诗人才情与特工身份的传奇女性，曾在抗战时期受党组织派遣，打入汪伪政权及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《女声》杂志担任编辑，秘密为党传递情报，她凭借出色的智慧与勇气周旋于复杂环境，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，因特工工作的隐秘性，她长期背负“汉奸”骂名，被误解长达半个世纪，历经坎坷却始终坚守信仰，其诗作中也流淌着深沉的家国情怀，被誉为“谍影里的诗魂”，是值得被铭记的“民族之妻”。
1982年12月5日,北京朝内大街203号的一间陋室里，75岁的关露在写完最后一页回忆录后，吞下了整瓶安眠药，桌上摊着她珍藏了四十多年的照片——照片里的男人戴着圆框眼镜，笑容温厚，那是她一生挚爱王炳南，旁边压着一张刚刚送到的平反通知书：为关露同志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这位曾以“春天里来百花香”的歌词红遍大江南北的才女，这位潜伏在汪伪魔窟里送出无数核心情报的红色特工，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清白，却选择在雪落无声的冬日，与这个误解了她半辈子的世界告别。
从爱国诗人到“汉奸文人”：一道改写命运的密令
关露原名胡寿楣,1907年出生于山西右玉的一个没落官宦家庭，16岁时母亲病逝，她逃婚到上海，凭借过人的才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，与丁玲、张爱玲并称“上海文坛三才女”，她的诗里既有女性的柔软，也有战士的锋芒：“宁为祖国战斗死，不做民族未亡人”，这句诗曾让无数爱国青年热血沸腾；她为电影《十字街头》创作的插曲《春天里》，“只要大家努力向前进，哪怕前面有高山和峻岭”，成了抗战时期最鼓舞人心的旋律。
1932年,关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她的公开身份是左联女作家、进步刊物编辑，暗地里却承担着地下党的联络工作，她热情爽朗，交游广阔，上海文化界、政界的许多人都是她的朋友，谁也没料到，这个写着柔软诗歌的女子，早已把生命交给了信仰。
1939年的一个秋夜,关露接到了一封来自重庆的密信，是叶剑英亲自批示的任务：“速去香港找潘汉年同志，接受重要任务。”她辗转到香港，见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，等待她的不是去往延安的通行证，而是一道足以将她推入万丈深渊的命令：打入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的76号魔窟，获取日伪情报。
潘汉年看着她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今后要有人骂你是汉奸，你会被千万人唾弃，你不能辩解，不能申诉，你愿意吗？”关露攥紧了手里的钢笔，那是她写惯了诗歌的手，此刻她知道，自己要写下的将是人生最沉重的篇章，她点了点头：“我去，为了革命，我不怕。”
回到上海后,关露断绝了和所有进步朋友的联系，频繁出入李士群的公馆，陪着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打牌、看戏、应酬，成了人人唾骂的“汉奸文人”，曾经的朋友在街上看到她，会故意往地上吐唾沫；左联的旧友公开发表文章骂她“民族败类”；她的亲妹妹胡绣枫甚至写信和她断绝关系，说“我没有你这个当汉奸的姐姐”。
那些日子,关露常常在深夜里摸着自己的党证流泪，可第二天一早，她依旧要打扮得光鲜亮丽，走进76号那个阴森的魔窟，她知道，自己多获取一份情报，前线就可能少牺牲一个战士，她利用李士群想给自己留后路的心理，慢慢取得了他的信任，不仅把汪伪政权的特务部署、清乡计划源源不断地送了出去，还成功策反了李士群，让他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药品、军火和日军的绝密情报。
1942年,关露又接到了新任务：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《女声》杂志当编辑，借机接触日本共产党地下人员，获取日军情报，为了完成任务，她甚至作为“中国作家代表”，参加了在日本召开的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”，消息传到国内，“关露是汉奸”的骂声达到了顶峰，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判她，把她和周作人、张爱玲并列成了“文化汉奸”的代表。
没有人知道,她在日本参会时，悄悄和日共地下党接上了头，拿到了日军准备偷袭美军珍珠港的早期情报；没有人知道，她在《女声》杂志里，用隐晦的笔调发表了大量呼唤女性觉醒、暗讽日伪统治的文章；更没有人知道，她每次送出情报后，都要在租住的小屋里坐一整夜，听着外面警车的呼啸，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
十年牢狱，半生缄默：不能说的秘密压弯了才女的腰
1945年抗战胜利,举国欢腾，关露终于等到了组织接她撤离的消息，她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洗清骂名，回到阳光下做回诗人关露，可等待她的却是新的命令：“你的身份不能公开，继续潜伏，到苏北解放区。”
当她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苏北解放区时,迎接她的不是鲜花和掌声，而是审查和怀疑，因为“汉奸”的名声太响，很多同志不愿意和她说话，甚至有人对着她指指点点，她找到组织，希望能公开自己的特工身份，可得到的答复是：“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要顾全大局。”
更让她心碎的是,她和王炳南的恋情被组织叫停了，王炳南是我党出色的外交家，和关露相识于抗战初期，两人鸿雁传书，情投意合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可组织上考虑到关露的“汉奸”名声还没有洗清，王炳南当时正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，两人结合会影响工作，王炳南最终无奈地给关露写了绝交信，附上了他的照片：“你不要再等我了，我们做革命同志吧。”
关露把那张照片贴身藏了一辈子,没有哭闹，没有辩解，只是默默收起了自己的诗稿，被安排到苏北建设大学教书，她以为等到全国解放，一切就会好起来，可命运的重拳才刚刚落下。
1955年,潘汉年案爆发，关露作为曾经和潘汉年单线联系的特工，被第一个抓进了监狱，审讯人员让她交代“潘汉年的汉奸罪行”，让她承认自己是“汉奸特务”，她始终咬着牙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，潘汉年同志也没有。”她在监狱里关了两年，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出狱时头发白了一半，曾经写过“春天里来百花香”的手，连笔都握不住了。
1967年,文革开始，关露再次被关进秦城监狱，这一关，就是八年，在狭小的牢房里，她睡在水泥地上，每天只能喝两顿稀粥，狱警不许她说话，不许她看书，她就靠着脑子里背过的诗歌撑着，一遍遍默念自己写的《太平洋上的歌声》，默念入党时的誓言，她得了严重的脑血栓，全身浮肿，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对组织不满的话，也没有为了自保诬陷过任何一个同志。
1975年,关露终于被释放，出狱那天，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布包，里面是她在监狱里偷偷写的诗稿，还有那张已经磨得边角发毛的王炳南的照片，她没有家，被安排住在一间十平米的小屋里，退休金只有几十块钱，还要治病，曾经的朋友大多不敢和她来往，她就每天坐在桌前，一边写回忆录，一边等着组织给自己平反。
那些年,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门口晒太阳，邻居们只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太太是个“有历史问题”的人，没人知道她就是那个写过《春天里》的才女，更没人知道她曾在魔窟里为国家出生入死，有人劝她去找当年的领导证明身份，她摇摇头说：“我不能给组织添麻烦，组织会记得我的。”
春回人去，诗魂永存：她的春天终究是来了
1982年3月,中央组织部终于做出了《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》，明确指出：“关露同志在抗战期间，在潘汉年等同志的领导下，从事地下工作，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，是有贡献的，所谓‘汉奸’问题，是强加给她的不实之词，应予彻底平反，恢复党籍，恢复名誉。”
当平反通知书送到关露手里时,75岁的老人颤抖着双手，把那张纸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眼泪滴在鲜红的印章上，等了四十三年，她终于等到了这句话，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：我不是汉奸，我是共产党员关露。
可此时的她,已经被病痛折磨得油尽灯枯，她的精神分裂症时常发作，脑血栓让她半身不遂，唯一的心愿，就是把自己的诗集整理出版，把当年的经历写下来，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整理好了自己的诗集《太平洋上的歌声》，写完了关于地下工作的回忆录，还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她头发花白，穿着整洁的灰布上衣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。
平反后的第八个月,那个冬天格外冷，北京下了很大的雪，关露把自己的回忆录、诗稿和王炳南的照片都整理好，放在桌上，给照顾她的邻居留了一张字条：“我走了，不要难过，我是清白的。”然后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她去世后,人们在她的遗物里发现了那本翻得卷边的党证，还有一首她晚年写的诗：“日月换星霜，春秋几度忙，青丝成白发，依旧热心肠。”丁玲在她的追悼会上泣不成声：“我们都对不起她，她是个伟大的女性，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，献给了国家，却背负了半辈子的骂名。”
当我们唱起“春天里来百花香，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”时，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作者叫关露；当我们缅怀那些在隐蔽战线奋斗的无名英雄时，也常常会忘记这个曾在魔窟里孤军奋战的女子，她没有像其他特工那样，在胜利后迎来鲜花和掌声，她的一辈子，都活在误解和孤独里，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。
她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写：“我虽然不是一个英雄，但我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信仰，如果让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走这条路。”她就像一枝在寒夜里悄悄开放的梅花，在谍影重重的黑暗里，守住了民族的气节，守住了信仰的光芒，哪怕零落成泥，依旧香如故。
那个写着春天的诗人,最终在春天到来之前离去了，但她的诗，她的魂，永远留在了她深爱的这片土地上，留在了每一个春天的百花香里。